针对内心的纠结,我打算既然反对商业化,那就要明确朝这个方向努力,即使当下做不了多大的改变,但至少要有努力。
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商业支持教育,反对教育商业化。向学生表明我们的愿望,由于是创业初期,不得已收了学费,而我们将来要让教育免费。我们当时描绘了一幅海豚的愿景:
将来要建一座城市,命名为“海豚之城”。
在这座城市中有一幢“海豚大厦”。
其中最核心的是“海豚大学”。
海豚大学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核心成员,一种是普通成员。核心成员主要负责教务工作。普通成员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在这里没有绝对的老师或绝对的学生。
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自己开设课程,只要是自己认为可以与他人分享的都可以整理成一门课程,长短、形式不限。课程设置好后交由核心成员进行排课与公布。这时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愿意参加。而参加的人又可能是另一门课的老师。
在海豚大学里传授与接收知识都是不用花钱的。核心成员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制定一套公平的标准,用于筛选申请进入海豚大学的人。
海豚大学就是要提供一个思想碰撞与爆发的平台。所有的经费来源于“海豚集团”的其它产业与外界的捐助,包括毕业学员的捐助。
我们鄙视新梦想之流的教育商业化。我们提出“商业支持教育”,而不是拿教育来赚钱。
这样美好的愿景的提出,支撑着我们海豚俱乐部的每一位成员,可是现实情况让我也很苦恼。虽然有一群人在为海豚俱乐部做事了,可是核心成员还是不足,无法让我们有更快更大的发展。无法壮大也就意味着这个愿景还很遥远,太遥远了会让我内心不安,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是一个拿梦想来忽悠人的人。
高宇,是我们最初一批参加我们的课程的学员。他是一个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学生。上中学的时候他自学英语,影响了他身边一大群人,每天跟着他练英语。上了大学后他也组织了一群人每天一起晨读。在学校里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时,他听了我的经历,对他的激励非常大。他毫不犹豫的就报了我们开设的培训班。但他主要目的是想跟我们在一起。
在海豚俱乐部的初期,他一边上着学一边帮我们做事,常常跟我聊天,谈到他也想退学。原本他以为我会非常支持他的,可是我一直反对。因为我综合考虑了一下他的情况,我不认为他具备退学的条件。虽然跟我的经历有类似的,但我觉得他有很多细节做得不够好。我觉得他冲动的成分大于理性,同时他的英语口音比较重,普通话也不标准,所以退学出来立马面临的就是生存的问题,他无法像我一样退学出来至少能当老师。我给他建议的是先练好普通话和英语发音,然后再退学。
可是他还是没有听我的劝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退学手续。退完学了才告诉我。我当时很郑重的跟他说了普通话与英语发音的问题,并且告诉他,我很乐意他成为海豚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但在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让他讲课的。他也同意了我的条件。不仅如此,他又交了一笔钱给我,他说他要成为合格的海豚俱乐部核心成员,希望我教给他一切必须的本领。
我完全被他的诚意打动了。于是开始全面培养他的综合能力。计算机软硬件知识、编程、科普、催眠、英语语音语调、普通话……我告诉他,不要叫我老师,而是叫我教练,因为我是带着他练,人生的提升还是要靠自己,不是别人能教会的。
起初,我们的约定没有问题。可是高宇是一个上进心极强的人,这也决定了他容易心急。常常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他安排讲座让他磨练磨练,或者给他安排一些课程去教。但我始终认为他还不够好,不能安排这些事给他。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同意之后,他觉得我是不认可他的。我也明白不给他机会锻炼的话永远无法成长起来。于是刚好有一次山东那边又找我要老师,我把高宇派过去了。其实我心里非常担心,因为我觉得张士杰比高宇的英语发音和普通话发音都要好,还有教学经验,结果去了那边发生了那段不愉快的经历。高宇去了会不会又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