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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魏强有过几面之缘，他也是在刘德军出事的那晚唯一一个愿意和我一起去找人的人（虽然那晚没见着）。
好久没有关注过Twitter上的动态，刚知道他也出事了。看了他的文章，觉得他比我强很多。不知道如果是我会怎么去面对他的遭遇。不过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机会的好。但愿我们的国家所有人都不要再有这样的机会。让人们都能简单地把精力花在通过努力创造来追求幸福的生活上。有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之后能够不因为自身能力之外的原因而不能或很难实现。不要再让像魏强这么年轻的人们把青春耗费在追求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上了，让他们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做自己想做的，和所有人类成员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为之做出自己的努力。
下面把魏强的文章转过来，收藏一下：
魏强：小强历险记
一辆宽大威风的警车在通往北京机场的高速上飞奔着，我坐在肮脏凌乱的座椅上出神的望路边一闪而过的橘黄色夜灯，弓着的背上能够感受到年迈父亲那炽热承重的手……黑乎乎车里有一口京腔在言语错乱的赞美着缓缓露出地平线的机场“龙脊”。而我的心里翻滚云涌着刚才电话里那些朋友们的音容相貌。
10月9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人来人往的小店里吃着早点，但是心里却一点也无法平静，看着眼前这些穿梭往来在两点一线间那困倦麻木的人们让我无法独自消化昨天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的消息。
很容易就能在这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拥有的众多新闻媒体之前向人们报道最新的新闻是一件好笑的事情——我踩着拖鞋穿着睡裤在中央美术学院里用两元钱买一瓶胶水，在学校的打印店里花五元钱打印了50份小型海报就做到了。
秋日的中央美术学院显得格外端庄，地上吹落的黄叶映衬着一旁树立着的灰色建筑，阳光从城市一边的高楼銮宇间照耀着这个依赖自由与开放才能够神采奕奕的校园。我打电话找来一位在校的同学，我俩嘻嘻哈哈的拿着照相机便开始了新闻工作。
我手里攥着的50张海报，每一张的正中间都印着“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还在狱中……”的黑体小字。我把它贴在宿舍楼前的张贴栏里，我把它放在堆满邮件的桌子上，我把它张贴在有着全开的“党员模范”的海报旁，我把它张贴在“创建一流大学”的橱窗前，我把它轻轻放在人气最旺的书摊前，我把它递到好奇的同学手中……
惊奇的是一会功夫就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手里抓着一张海报，着实兴奋的拦住了我的去路。他对我的问话是：“哎，同学，谁让你发这个的？你认识我么？你不是这个学校的么？你是哪的？哎哎，你别走呀，我就和你聊聊；你算什么啊在这！我？我不是东西！你走你的路，我和你走一样的路也没犯法呀！……”
想必我说了什么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人告诉我他是学校的团委老师，姓史。见我要走就拉着我衣袖不放，粘着我半步不离，而且一直拿着手机在拨号。最终在我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被从背后来了三个有如土匪一样的人按倒，抢走了剩余的海报，崴着我的胳膊。随后我被这几个扬言“打死我也没问题”的人带到了学校的保卫处处长办公室。
在这里我为自己的尊严抗争完全无济于事，五六个人轮番对我实施了威胁、辱骂、和人身攻击，他们指责我违反学校规章条例“禁止在学校张贴广告”。其中有一个50岁左右的人骂我的话不堪入耳，并且命令我不得站着和翘二郎腿。当我提出要见校长时他喊道：你不配见校长和其他领导。
十多分钟后也就是中午12点左右后来了一辆警车将我带回辖区派出所花家地派出所。
自从我被团委那人限制住人身自由之后，我便将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推友刘德军，电话接通时间很长。当我被押送到讯问室的时候和杨立才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他嘱咐我不要过激……随后电量不足了。我要感谢互联网和推友们，否则伟大祖国的政治迫害一定会在我身上尽情释放。
最初的审讯过程中就是一场疲劳攻势，警察一会进来一会出去，一会恐吓一会说教，总之就是没完没了拖延时间，警察拿着“缴获”来的海报反复质问我张贴的意图，我回答说：白纸黑字无需多言，而你们警察是法律和公民权利的捍卫者，你们知法犯法蔑视法律又是什么意图呢？
当然他们是公仆，是暴政和专制的公仆。
不久后我见到了从市里赶来的国保，这个40岁不到的年纪帅哥气喘吁吁地进来后，笑嘻嘻地说：“我们聊聊吧。”正式的审讯开始了。这回就像墙上审讯条例规定的那样是两个人。一个人问一个人记录。
当然从我是做什么工作、是怎么知道刘晓波获奖开始的，我们交流的还是比较顺畅的，我反复夸奖他知识丰富，知道的比我都多呢。旁边的民警记录的时候困难重重，一会问推特怎么写，一会又问到谁说的……
说到后面，这家伙又是要我的邮箱地址、又是要我的QQ号码……尤其是QQ号码，随后的几个小时间他和另一名国保反复的套问。不过倒是不需要我提供推特号了，他懒懒地说自己也上推特，但是看得多，不怎么说话的。随后又要我的住址，我也就不和他绕圈子了，我说要看搜查证，没有搜查证我是不会说的，并且提出要见律师。最后这帮人来来去去的用各种方式想要套出来我的情况，对我纠缠着不放，我实在无奈随口胡说道：“我住在草场地。”便不再多说任何信息。
一个小时后这些人把我强行带上了车，国保开着一辆休旅车在前面带路，我被两名保安夹在尾随的警车的后排。车辆上了京承高速，我脑海中想象着刘莎莎、刘德军和李方平的遭遇……不过虚惊一场，他们先是去南皋镇派出所报了个到，就接着进入草场地村里找来了物业上的人核查，没有找到关于我的消息。于是很快又被带回了派出所。
我开始不吃也不喝，傍晚时分一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餐厅里说道：“你放理智一点，这里不是好莱坞电影，你想找什么律师？搞清楚点现实，你是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要不然别在这呆着！”闻着饭堂里的饭菜气味，我笑着摇了摇头，展开又一场晓之以理的普法宣传……
在和他们的抗争中时间已经被我模糊了，直到派出所里渐渐地静了下来，保安告诉我现在已经快到晚上9点了。我面对警察的审问，言辞据理，立场坚定，使得门外看守我的保安们分外好奇，他们劝我吃点东西，也愿意听我的高谈阔论。这些轮流看管我的保安们他们大多是一些没有怎么上过学的农村子弟，年龄基本与我差不多，平日里见到警察就点头哈腰。其中有两个人我的印象最深，有一个刚开始看管我的时候真的是横眉冷对恶语相向，但不断地见证我和警察、国保的犀利对话后彻底转变了对待我的态度，我能看到他尊重的目光和不好意思的神情。另外还有一名保安给我说他这些天真的是普及了好多法律知识。我告诉他们：法律很难保护你们这样的保安，抓犯人时你们最危险，有什么事情就推你们身上来，到头来也难以在派出所这个圈子里保护自己的权利。他望着我点了点头。不过也有年纪比较大的保安嘲笑道：“你太天真，要是律师有用，这派出所早关门了！”
现在想想，这些年轻的孩子，和我一样都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牺牲品，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强权和潜规则扼杀了着一切美好的愿望和心灵，当人们迷失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孤独的时候。当暴虐的机器试图碾碎这些自由与梦想，也就预示着梦想将不再逃避。
此时那些真正捍卫宪法，践行正义的公民正在在派出所外焦急的等待着，呼喊着。他们得知我被拘禁的消息后在网络上发起了声援我的浪潮，不少人从北京各处赶来声援示威，他们送进来食物和御寒的衣物，不断有人绕过网络封锁传播关注着我和其他因为庆祝诺贝尔奖颁奖而受到非法拘禁的人们的最新情况。
当孤独寒冷和饥饿让我越来越无力的时候，那些食物和衣服让我感受到了正义和人性的无价！
被带入询问时12个小时了，深夜的派出所里阴森可怕，我在密不透光的询问室中无人问津。我蜷缩在椅子上仿佛进入了寒冷而又漫长的地下隧道。
当我在寒冷中突然惊醒，我嘶声竭力呼喊着我的法律权利，我要求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家人律师。由于他们需要给我的家人施压，同意了我的要求。我把取下 SIM卡的手机交给了副所长，虽然没有SIM卡看不到我的个人电话本和短信通话记录，一个小时后我还是对他们不放心要回了手机：当时他们可能从我的手机里没有查到任何私人信息不愿意归还，我利用上厕所路过值班室的间隙再次索要手机，被一个50岁左右的老警察用脚蹬踹了私处。手机终于归还，我用仅有的一点电量像外界发出了我已经绝食的消息。
这些民警可能在吴玉仁案中学习了法律知识自始至终并没有收走我的电话，不过当我被第二天晚上转移到一家名为“大江南”的酒店后，他们屏蔽了房间里的手机信号。
这一天里，印象很深的是与一个姓“韦”的所长的谈话。我推心置腹地给他描述我的价值观，分析民主自由的珍贵，我还告诉他我除了兼职画画以外特别喜欢哲学。他很高兴，因为他也喜欢哲学，……当他因为我所指的不光是马列哲学而尴尬的时候，我给他讲述我对马列哲学的扬弃观点……他是一个谦虚的人，我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不过这些个人的美好憧憬并不能阻止专制政府对人性的压倒性的破坏。他有一个小女儿，家里面似乎事情也很多，每当家里打来电话他就弯着背转过身小声的去接电话…….
在被转移到酒店拘禁前的下午，网友们在派出所门外越聚越多，离开询问室上厕所的间隙刚好看见了在派出所门口刘莎莎和周莉。我和刘沙沙两个在人缝中紧紧地握了下手，随即被保安和民警拉开。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刘强本又给我带来了一件衣服，杨立才买来了吃的东西，白丁带给我了一包烟……周莉、彩虹鱼、石靖、张永攀，感谢大家！
被转移后朋友们就失去了我的消息，大家到处寻找我的踪迹，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于我的一切，在现实中前往看守所询问我的下落。大家害怕我出现什么意外，害怕我被执法犯法的人民警察关押劳教。感谢朋友们的声援和关注！
大江南酒店是一个高档娱乐酒店，在十号晚上的雨中灯火通明，警察十分熟络地与酒店工作人员打着招呼。我被带到了一楼的一间客房内，房屋安排着六个保安昼夜换班，他们昼夜开着灯和电视，打牌嬉闹，因为这也是他们工作。初到酒店我吃了点大家带给我的食物，便昏昏睡去。
我被24小时里连续的吵闹折磨的头痛欲裂，我搬起电视摔到了地上，没想到刚过一会，新来的保安就又觉得无聊，又给接上了，我估计他们要依靠吵闹来让自己保持兴奋免得睡着后让我溜掉，于是我再次把电视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不知道这回摔坏没摔坏，反正警察终于是把它搬了出去。
半夜他们与警察打完牌，喝完红牛，剩下的四个保安在房子里昏昏睡去。我一直等到早上5点左右，终于光着脚拿起朋友送来的衣服小心的拉开房门径直跑出了酒店。十月的北京早晨异常寒冷，我光着脚头晕目眩的跑进了一个小区，天慢慢的亮了我又沿着一条小路跑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边，还没来得及等到出租车，就被两名保安从后面追了过来……
我又被带回酒店大厅时，我对吧台的服务员大喊道：你们都是这些天警察非法拘禁的目击者，我叫魏强，法律终究会给这一天一个公正的判决……
回房间的路上我盯着唯一一个穿警服的警察看他的警号，该警察连忙脱下警服，转过身去。
回到房间另一个左边眉毛长了一颗痣的警察把我推到在地，朝我的腰部踢了两脚，他还让保安扒掉了我的裤子。与此同时，辛劳了一辈子难得去一次上海旅游的爸爸已经被层层“指示”于昨天紧急来京，住在这家酒店的另一个房间内。后来爸爸告诉我国保曾经威胁他说“看在你儿子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直接关起来了，你们见都见不上！”
下午，我见到了我的父亲，他永远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不论他的一生有多少坎坷，他总是会将快乐和温暖带给我们一家。
一个警察推开房门就像一道黑影似的站在屋子中间，霎那间我与门口的父亲目光交汇，我们两步跨到一起他像儿时那样将我紧紧的搂住，父亲神情坚定而又憔悴，苍老的大手紧紧地将我抓住，看着他手上那我见过无数次的戒指，顿时心如刀绞。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所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临走前我大口大口的吃着朋友们送来的食物，美味异常。
飞往西安的飞机正在宽阔的跑道上静静地等待它的又一次飞行，我穿着一条脏兮兮的裤子和保安站在华丽的大理石地板上等待警察办理登机手续，保安小李告诉我他其实想在家乡开一家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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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公司同事聊天。谈到我第一次创业时的一个梦想。当时为了这个梦想，凝聚了我们一伙人，时常在可能没有下顿饭吃的边缘徘徊，但仍然坚持做着别人不愿做的事，也赢来了周围人对海豚俱乐部与海豚书房的称赞。只是这些称赞没有能使我们的创业成功。其中的原由，偶尔回想起来，不断地有新的感悟。说明自己进步了，但也看到了自己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不知当时的朋友们现在如何回忆。只盼望大家也能从中不断获取对现在及将来人生道路上的指示。
创业未能成功，不能说明梦想就有问题。不去管创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有哪些。今天还是想把这个梦想再写下来：
将来要建一座城市，命名为“海豚之城”。
在这座城市中有一幢“海豚大厦”。
其中最核心的是“海豚大学”。
海豚大学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核心成员，一种是普通成员。核心成员主要负责教务工作。普通成员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在这里没有绝对的老师或绝对的学生。
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自己开设课程，只要是自己认为可以与他人分享的都可以整理成一门课程，长短、形式不限。课程设置好后交由核心成员进行排课与公布。这时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愿意参加。而参加的人又可能是另一门课的老师。
在海豚大学里传授与接收知识都是不用花钱的。核心成员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制定一套公平的标准，用于筛选申请进入海豚大学的人。
海豚大学就是要提供一个思想碰撞与爆发的平台。所有的经费来源于“海豚集团”的其它产业与外界的捐助，包括毕业学员的捐助。
我们鄙视新东方之流的教育商业化。我们提出“商业支持教育”，而不是拿教育来赚钱。
不过当时我自己是两千来块钱开始创业的。起初办培训班教英语、计算机都收了学费，也只是权宜之计。收了心里过意不去，不收我们生存不了。所以后来大家集资办书店，走出“商业支持教育”的第一步。由于缺乏管理能力，最终导致创业失败。
现在已经没有直接为着这个梦想做事了，但这个梦想其实也不是不能实现的。将来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人们还要把它给实现。因为这个梦想，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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